《大唐佛道演义》小说简介
《大唐佛道演义》主角老子佛，是小说写手“老蔡不菜”所写。精彩内容：本书会持续更新，但因为个人时间有限，更新不定时定点。前面会多写一些佛教和道教早期在中国的发展，到了唐朝故事正式展开。喜欢故事的朋友不要着急，了解了两个教派的发展史，有助于观书。...
大唐佛道演义大唐佛道演义第5章 西晋译经在线免费阅读免费试读
此后东晋的法显、唐代的玄奘法师等都是中国佛教史上著名的西行求法者。
当时在吴地也有一名比较有名的译经师支谦，他时大月氏后裔，从小学习中国文化，并学胡书，备通六国言，支谦跟随支楼加谶的弟子支亮学习佛法，人称智囊。
支楼加谶、支谦、支亮在当时并称三支，也称博学奇才。
支谦是居士，译经三十六部四十八卷，主要是大乘佛经，也有一些小乘经典，支谦还擅长文辞音乐，根据‘无量寿经’‘中本起经’制作了‘赞菩萨连句’‘梵呗（bai）’三契，既把释迦牟尼事迹与佛经的偈颂注上音韵，歌咏时用乐器伴奏，开创了佛乐传教的先河。他对经典的翻译和注释，改音译为意译，力图适应汉人的理解，言词文丽简约。
这些曾收到后来译学家们的批评，认为他过分的追求美巧，不能忠实原著。其实，从三国到西晋支谦开创的翻译风格占据了重要的地位，对佛教的普及起了重要作用。
黄武三年，维祇（zhi）难带‘昙钵偈（ji）经’胡本来到武昌，‘昙钵偈经’就是‘法句经’，是小乘佛教的基本经典，在翻译‘法句经’的时候，曾经在佛教翻译界引起质朴和文丽两派的争论。
质朴一派注重音译和直译，文丽注重不必完全忠实于原著，意义一致即可，最后这场争论由质朴派获得了胜利，实际结果却是由文丽派最后成书。
支谦等人虽然在吴地翻译经书，但他是居士，喜欢隐居生活。维衹难等人又不通汉话，因此佛教的传播和影响并不广。
后来康僧会到建业从事翻译经书传教，他翻译经书二经十四卷，兼修大小乘佛法，在吴地建立茅蓬，设立佛像，并通过烧香祈祷得到佛舍利。吴王孙权信奉他为他修建‘建初寺’，东吴的佛法开始兴盛起来。
康僧会一生都以建初寺为中心，从事译经和传教。
东汉末三国时期，民间所传播的佛教内容是：
因果报应、生死轮回。
在当时的士大夫中，有一本‘牟子理惑论’，它比较有代表性地反映了当时他们对佛教的理解。
牟子生活在东汉末年，群雄割据，北方战乱不断。牟子携母避难到交州。当时北方有不少学者流迁到交州一带，因为交州比起中原等地方相对安定，而且驻守太守很重视北方逃来到学者，对他们表示欢迎并给予优待。
交州是中外交汇处，一些外国使者和商人经过交州，带来他们国家的文化，故交州成为国际商人往来，国内南北文化交流，学术氛围很浓很活跃的地方。
牟子当时采取老子消极的处世态度，过隐居生活，致力于佛教的信仰和研究，同时钻研老子，还看儒家经典和神仙方术之书。
因牟子当时在交州声望很高，故他这种处世态度引起当时儒者的非难，说他背离儒家经义，而接受异道。为此牟子作‘牟子理惑论’一书，为自己的信仰进行辩解。
这本书中，牟子大量引用道、儒和各家著作来论述佛教，认为佛道儒本质上是共通的，基本信念是一致的。
虽然牟子在书中的许多比附和论述有些牵强，不太符合印度佛教原始教义，但他的著作使人们从道教、儒家思想的角度来认识佛教，在当时对佛教的传播是有利的。
三国时除了吴王兴建建初寺外，魏国也有一些佛塔和佛寺。
佛塔有一级至三、五、七、九级不等。
魏国宰相司马炎于公元265年，篡夺魏之帝位，为晋武帝，建都洛阳，史称西晋，后于公元280年灭了南方的吴国。
至此东汉献帝初平元年董卓之乱后出现的分裂割据局面结束，国家又归于统一。西晋只有五十多年，社会统一安定的时间也很短，但思想领域却非常活跃。
正始年间兴起的魏晋玄学更加流行，并形成一种统一的时代思潮，尤其盛行庄子，当时注释‘庄子’的学者很多，其中向秀和郭象的注释最为有名。
当时的佛教，特别是大乘般若学说，在理解上似乎更为接近魏晋玄学的一些基本观点，故收到了门阀士族的支持，得到迅速的传播于发展，据记载西晋末的永嘉年间有四十二座佛寺。
相传当时的衡阳太守滕永文和晋阙公也设斋会诵经，礼拜佛像。又据说，西晋翻译经典的共有道俗十二人，译出经卷六百卷，建寺一百八十所，度僧三千七百人。可见西晋佛教已具有相当的规模，但佛教还未形成独立的体系，仍依附于玄学。
西晋时佛教主要的活动仍然是翻译经书，佛寺除了组织一般的宗教活动外，主要是译经场所。
从事翻译的国内外沙门和居士很多，竺法护是最有成就者之一，他是世居敦煌的月氏侨民，八月出家，除了诵读佛经外，还博览‘六经’和百家之言，后随着师傅游历西域各国，精通三十六种语言，搜集大量胡本佛经带回长安。
从晋武帝泰始二年到晋怀帝永嘉二年，竺法护往来于洛阳、长安、敦煌之间，翻译经典约有二百多部。西晋末年，他曾一度隐居，后在长安青门外立寺修行，声名远播，从学者达到千余人。
竺法护所翻译的经书，除了小乘‘阿含经’中的部分单行本外，大部分都是大乘经典，印度早期大乘教各部类的，有代表性的经典都有翻译，为大乘佛教在中国的弘法，打开了广阔的局面，竺法护被当时的佛教信徒尊称为‘敦煌菩萨’，他译经忠实于原本而不厌详尽，一改从前翻译家随意删略的偏向，对理解经义有很大的帮助，他所翻译的经书中最有影响的是‘正法华经’、‘光赞般若经’、‘渐备一切智德经’等。
‘正法华经’十卷，使印度大乘佛教的重要经典首次传入中国，因这部经典产生了竺道潜、于法开、竺法崇、竺法义、竺道一等研究‘法华经’的专家，又由于‘法华经’之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的流传，使得观世音信仰逐步兴盛。
‘光赞般若经’十卷与朱士行在于阗所得，竺叔兰所翻译的‘放光般若经’是同本异译，后东晋名僧道安将此经与‘放光般若经’作对比研究，著‘合放光光赞随略解’等书，促进了般若学的深入研究和广泛传播，西晋佛教界迎来了般若学研究的全盛时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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